人類的產生帶來了文明，然而文明的產生卻帶來了垃圾。現代工業文明就像一個高速運轉的馬達，它輸入大自然的天然水體、礦藏和原始森林，卻輸出了垃圾。
地球正在被垃圾包圍，而作為人類的我們最應該反思，改變生產生活方式，從源頭上減少垃圾的產生，是我們最根本的出路。
環保包裝讓“美麗”不再泛濫
“包裝”，一個起初只是為了保護和保鮮商品的東西，如今卻明擺著已經喧賓奪主，演繹出了“花樣年華”。
180克燕窩纏著絲綢，躺在鑲著24K鍍金的“雙龍戲珠”木盒里；53度的白酒，硬是被灌入一個龍型酒瓶，放在紅木的盒子里熠熠放光；五六塊月餅被“供奉”在碩大的皮制包裝盒內，還有名表、美酒和上好的茶葉當“三陪”……即使撇開這些本來就講究包裝的禮品，日常商品中的包裝也并不簡單。撥開一顆孩子們愛吃的巧克力，先要撕下一層塑料紙，再打開紙盒，取出一顆后又要大拆一番才能最后送入口中；拆開襪子的包裝則更為復雜，要用剪刀剪斷塑料線，用手摳掉小商標、小鐵鉤，為了不損害質地，動作還得溫柔一些。
為了吸引眼球，提高附加值，商家們想盡了各種方法包裝商品，而作為消費者的我們也偏愛漂亮的東西，于是在一個畸形的消費方式下，大成本、大投入生產出了“大垃圾”。
包裝是商品的臉面，也是消費者認知產品的媒介。對商品進行適當的包裝，既可起到保護和保鮮商品的作用，又可增加其外部的美觀，本來是無可厚非的。但是一旦對商品進行過度包裝，包裝大，商品少，則會喧賓奪主，造成“美麗垃圾”的泛濫。
據有關部門的統計顯示，北京市每年產生的近300萬噸垃圾中，各種商品的包裝物就約有83萬噸，其中60萬噸為可減少的過度包裝物。而在全國每年的城市固體廢物中，包裝物占到了30%。全國每年平均生產襯衫12億件，包裝盒用紙量就達24萬噸，相當于砍掉了168萬棵碗口粗的樹。每生產1000萬個紙盒月餅，包裝耗材就需砍伐上百萬棵直徑在10厘米以上的樹木。那些“見怪不怪”的過度包裝已經對我們的環境保護構成威脅，更造成了資源的嚴重浪費。
在這樣的背景下，“綠色包裝”、“零度包裝”的理念便悄然興起。
“綠色包裝”和“零度包裝”的涵義相似，就是指可以回收利用的、無公害不產生垃圾的、具有節能和環保功能的包裝。
歐洲的森林覆蓋率在全球居前列，但歐洲各國對森林的保護卻極為重視。其中最為稱道的當數瑞典。瑞典是木材資源極其豐富的國家，但瑞典人“惜林如金”卻由來已久，最典型的就是瑞典人發明的“綠色包裝”—利樂磚包裝。
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，瑞典利樂公司的創始人魯賓·勞辛博士就試圖以紙來包裝液體牛奶。經過十余年研究試驗，終于發明了被譽為“天生就有‘綠色包裝’基因”的利樂磚紙包裝。用這種“綠色包裝”來包裝的牛奶、果汁、飲料、無需冷藏，在常溫下可保鮮六個月，節約了大量因冷藏而耗費的能源。而更奇妙的是，這種紙包裝回收后可做成“彩樂板”制作家具、地板、玩具、音響設備等。
可食性包裝是另一項世界食品工業科技發展的新趨勢，它已涉及了廣泛的應用領域，如我們平常吃的腸衣、果蠟、糖衣、糯米紙、冰衣和藥片包衣等都在這項技術內。目前，由于保護環境的需要，可食性包裝領域又涌現了很多新產品和新技術。
可食性包裝方興未艾的領域之一就是發展多功能可食性包裝膜。主要是利用天然水融合性高分子膜材，或兼用疏水性物質和乳化劑作為膜液，配加各種防腐劑，甚至配加酶制劑等生物活性物，浸涂于農產品或食品表面上，干燥后形成一層幾乎看不見的薄膜，該層膜具有阻溫、阻氣、防蟲、防腐、抗氧化、抗褐變、抗病等不同性質，且可食用。如薄皮水果、大葉蔬菜及花菜的保鮮膜常常要隨果蔬一起被送入口中，糕點、糖果的內包裝及一些畜產品的內包裝也能入口即化、美味透明，并具有適當阻濕、止氧和防腐等功能而更為實用和高檔。
可食性包裝還有許多奇特用途。澳大利亞昆士蘭一家土豆片容器公司制作的土豆片容器，其味道并不遜于盛裝的土豆片，從而使人享受到“大嚼容器之快”；利用含有色素的可食涂料，對不易著色的食品進行表面染色，既可降低色素總用量，又能擴大色素染色范圍，并提高其染色效果和穩定性。
把好“凈菜進城”這道關
農貿市場的“臟、亂、差”盡人皆知，腐爛的菜葉、飄散的雞毛、腥臭的魚水以及時不時踩到的“血滴”，讓人不禁皺眉惡心。雖然有關部門一直在致力于農貿市場的衛生狀況治理，但是結果卻總不盡如人意，整治過后往往又“老方一帖”。
我國農副產品在處理過程中產生的垃圾是驚人的，每100噸毛菜大約就會產生20噸廢棄邊角菜。北京目前每天產生生活垃圾1.84萬噸，一年670多萬噸，其中60%為以蔬菜垃圾為主的餐廚垃圾。這些餐廚垃圾不僅污染環境，填埋處理時還要占用大量土地。
常有人說“垃圾是放錯了位置的資源”，這句話同樣適合“菜場廢棄物”。
農業專家趙亞夫告訴記者，2噸菜葉在不加任何鉀肥的情況下，可以轉換成半噸左右的有機肥，如果按一定比例加一些禽畜糞，則可以轉換成近一噸的有機肥。而一畝草莓所需有機肥還不到半噸，2噸菜葉子足可以“養活”一畝草莓。
隨著無公害、綠色和有機農業的興盛，農村對有機肥的需要日益增多，像廢棄的菜葉、果皮等都是漚制有機肥的很好材料，而目前，這些菜場廢料都與城市生活垃圾一樣進入填埋程序。不少環衛專家提出，這些“在城市是垃圾、在農村是肥料”的菜場廢料應盡可能地留在農村，最好的辦法就是“凈菜進城”。
凈菜處理也有幾個層次，在蔬菜原產地對毛菜根莖黃葉就地進行剔凈，簡單包裝，這是“凈菜”的“基礎級”；再進一步，是經過清洗、整理、檢測、冷藏、運輸等環節，具有一定保質期的“商品蔬菜”；而最高級的“凈菜”，則是可以直接打開下鍋加工的半成品。
在歐美、日本等發達國家，凈菜產業已有幾十年的發展歷史。在日本制定的垃圾減量化政策中，不僅毛菜被禁止入城，被禁的范圍也隨著城市的擴展而擴大，如東京市規定，八環路之內，禁止毛菜進入，由此減少城市生活垃圾20%。參照日本的計算方法，我國每年可少產生垃圾3000萬噸，若按北京158元/噸的處理費，每年可減少投入47億元。
北京市政府參事、垃圾治理專家王維平先生認為，“凈菜進城”在減少垃圾的同時，也節省了經濟成本。北京每噸垃圾處理費用至少158元。而每300噸大白菜，就要產生60噸廢料。這60噸廢料運進運出，往返運費加上垃圾處理費，都是無效勞動，是一筆不小的浪費。另外，家庭主婦買菜回家后，需要擇菜、洗菜，這個過程也要耽誤很多時間精力，如果買回的是凈菜，這些時間和精力就可以省下來。從社會的角度來說，這也是一種生產力的節約。
既然“凈菜進城”有這么多的好處，那為什么在日常生活中凈菜并不常見呢？王維平先生有些遺憾和無奈地說：“實際上不是我們做不到，而是我們的觀念有問題。”
在我國，政策法規的實施往往受制于傳統習慣。呼吁凈菜進城，相關政策法規早已出臺。上世紀90年代初，國務院頒布的《城市市容和環境衛生管理條例》和有關部門下發的關于開展凈菜進城工作的通知里，都對凈菜進城提出了相關要求和目標，但是真正了解相關內容者卻寥寥無幾，目前凈菜衛生尚無國家或行業標準，而是全由企業或進貨的超市認定。有消費者反映，購回家的凈菜并不干凈，甚至新鮮程度也要打折扣。對此，蔬菜行業協會相關人士稱，相關標準年內有望出臺，屆時可以對市場實行有效監管。
此外，“凈菜進城”還有蔬菜加工問題。目前，我國農產品加工行業仍處于初級階段，相比于發達國家完善的農副產品產業鏈，我國在農產品的貯藏、保鮮和加工上都比較薄弱。另一方面，從農產品的產值構成來看，農產品的產值70%以上都是通過產后的貯運、保鮮和加工等環節來實現的。因此，加快我國農副產品加工行業的發展，不僅可以減少城市垃圾，還可以大大提高農副產品的附加值。垃圾分類，一個老生常談卻不得不談的話題
早在90年代中期，國內一些城市就開始倡導垃圾分類收集處理。馬路邊、社區里常能見到顏色各異的垃圾箱示意市民把垃圾扔進不同的桶里。
垃圾分類就是在源頭將垃圾分類投放，并通過分類的清運和回收使之重新變成資源。這樣做的好處顯而易見，垃圾分類后被送到工廠而不是填埋場，既省下了土地，又避免了填埋或焚燒所產生的污染，還可以變廢為寶。
然而這樣一件利國利民的好事，卻始終在國內邁不開步子，甚至一些早已實行垃圾分類的城市已經在這項工作上舉步維艱，陷入名存實亡的境地。4月初，廣州市環衛局對外宣稱，鑒于分類垃圾桶沒有達到預期效果，在新的規劃方案出臺前，比單桶垃圾箱貴50%的分類垃圾箱暫時不再投放。這意味著垃圾箱將重回無分類的“單桶時代”，事情發展成這樣，不禁讓人困惑，垃圾分類難道不可行嗎？
“目前幾乎所有的城市垃圾分類工作，都是‘宣傳意義’大于‘實際效果’，垃圾分類工作從宣傳、倡導都收效甚微。”一位從事垃圾分類研究的學者指出。
新浪網曾做過一項調查，在3435名被訪者中，89.4%的受訪者所在的住宅小區都設有垃圾分類系統，但僅有38.6%的家庭給垃圾分了類。
很多市民表示，盡管對垃圾分類收集有所了解，也很愿意配合這項工作，但困擾他們的問題是：到底垃圾該如何分類。
僅以北京為例，對于垃圾分類就可謂五花八門。董先生住在北京城西的一個小區里，在他們小區，垃圾被劃分成“可回收”和“餐廚垃圾”兩類；但在一些公共場所，董先生又發現垃圾被分成“可回收”、“不可回收”、“有害垃圾”等好幾種，讓人眼花繚亂。董先生揚著手中的一個裝食品的塑料袋說：“其實我到現在都一直沒弄明白，這個塑料袋到底該歸入哪一類呢？”
廣州市環衛局環衛處處長鮑倫軍在談到分類垃圾箱“退出江湖”的原因時就表示，除了宣傳不足外，后續工作跟不上也是一大問題。
徐女士是廣州城北一大型社區的居民，在她家樓下的兩個垃圾桶上，分別寫有“可回收”和“不可回收”的字樣。一向熱心環保的徐女士也十分在意，盡量將家中的垃圾按提示分別放入不同的桶中。
但有一天，徐女士卻在不經意間發現，每天早上來裝運垃圾的環衛工人，卻將兩個桶中的垃圾一古腦兒全倒進了一輛垃圾車中。徐女士十分不解：“我在家里把垃圾分好類，工人裝車時卻把它們又混在一起，這跟不分類有什么區別呢？”
垃圾“分了又和”，這的確是個尷尬的現實。鮑倫軍解釋說，如果要實現真正的分類，就要在投放分類之后，調派不同的車輛運輸不同的垃圾。但到了處理環節，廣州既沒有建設餐廚垃圾、農貿市場垃圾、廢舊電池處理的專項設備，也沒有建立大型分檢中心。因此，分了類的垃圾最終還是被混合運走，沒有達到預期效果。
對此，專家指出，沒有建立起完備的分類垃圾回收系統，才是導致許多城市推廣垃圾分類回收多年卻收效甚微的重要原因。
然而即使面臨著重重困難，垃圾分類收集和處理肯定是今后中國城市垃圾處理的大趨勢，這也是循環經濟和可持續發展的必然要求。因此，很多專家表示“再難行也要行！”盡管垃圾分類目前“宣傳意義”大于“實際效果”，但即使只有“宣傳意義”也并非浪費，“如果放棄垃圾分類，就等于給了人們一個很強的信號：垃圾分類并不可行，那么我們以前的努力就真的白費了。反過來，將這項工作繼續下去，等有了資金、有了設備、可以在源頭上實施垃圾分類時，一切不就可以水到渠成了嗎？”
垃圾處理費，想法好還得實行好
本著“誰產生垃圾誰付費”的原則，征收垃圾處理費不失為一個減少垃圾的良方。
據了解，國外很多國家的城市都實行了垃圾收費制度。美國平均每個家庭每月要付出7-10美元的垃圾處理費用。法國居民每年繳垃圾處理費300法郎。德國有關法令規定，四口之家平均每年繳垃圾費600-700馬克，占家庭收人的0.5%。韓國從1995年起正式實施垃圾袋收費制度，居民必須購買指定的垃圾袋丟棄垃圾，每個垃圾袋的售價就包含了垃圾處理的費用。所有實行垃圾收費制度國家的城市生活垃圾明顯減少，環境也顯著改善。因此，我國城市實行垃圾收費制度，也是與國際接軌、與市場接軌的體現。
其實早在2002年6月，原國家計委、財政部、建設部、環保總局四部門就曾下發《關于實行城市生活垃圾收費制度促進垃圾處理產業化的通知》，要求各地改革垃圾處理機制，實行企業化管理，同時明確實行生活垃圾處理收費制度。
但是7年過去了，垃圾處理費卻仍然是“雷聲大、雨點小”。在城市生活垃圾處理費的征收上，由于存在難以計量的問題，收繳率一直不高。
“我們的垃圾收費跟水費、電費是不一樣的，垃圾目前在我們國家，尤其是在城市計量是很困難的。”中國環境保護產業協會城市垃圾處理專業委員會秘書長徐海云說，對居民這塊是籠統收費，比如深圳定的標準是居民住戶按月收取15元/月，“大鍋飯”的平均主義根本起不到激勵作用。
徐海云表示，由于收入存在差距，對于高收入或者有穩定工作的人，垃圾處理費可能只占其支出的1%左右。而對于相當一部分低收入群體來說，就可能是一筆可觀的支出了。
2005年，深圳市曾就“該不該向市民收取生活垃圾處理費”開了一次聽證會，20多位市民代表都談了自己的看法。
一種觀點認為，該費用應列入政府財政支出，市民交納的物業管理費中應該包含垃圾費。政府應該將稅收用到市民生活最需要的地方。政府是一個城市的管家，有義務從財政收入中列出處理城市生活垃圾的預算。再說，利用焚燒垃圾發電是賺錢的行業，最后的利潤獲得者應當為可焚燒垃圾的處理費買單。
有人提出，每戶每月收取15元不合理，因為每戶居民的人數是不一樣的。此外，該收費標準比有些城市高出幾倍，這不合理。
還有一種觀點認為，應該在財政投資不減的同時足量征收處理費。一位從事環境保護研究的人士說，過去的發展，有些是以犧牲環境為代價的。現在建垃圾處理廠，就要建高標準的處理廠，高標準要有巨額的資金保證，投資不足會帶來二次污染。污染者支付恢復環境資源的費用是國際通行的原則和做法。
也許英國政府征收垃圾處理費的失敗經歷更能帶給我們思考。
2007年英國政府考慮對普通家庭征收每年高達120英鎊(1英鎊約合1.95美元)的垃圾處理稅。
但是這項計劃最終卻失敗了。下議院下屬的一個跨黨派委員會表示，由于正在討論中的“垃圾稅”征收計劃在程序上過于復雜、表述上也令人費解，政府開征“垃圾稅”的可能性已經微乎其微。
稅務部門認為，“垃圾稅”的字面表達含混不清、令人費解，而這一稅種實施起來將面臨諸多難題，比如由誰來監督自家垃圾箱的繳稅？如何抽查居民繳稅情況？扔在街道上公共垃圾桶的垃圾又由誰來繳稅？
英國議會的社區與地方政府委員會指出，征收“垃圾稅”表面上看是促進環保，然而實質上卻等于變相鼓勵大家偷偷扔垃圾，因為公開扔垃圾都將被征稅，誰也不愿當這個冤大頭。
據了解，在已經實施“垃圾稅”的愛爾蘭，越來越多的居民為了“合理避稅”，在自家后院焚燒垃圾，造成了許多火災隱患，并產生了更多難以處理的廢氣。還有些居民為了逃稅，竟然將自家的垃圾偷放在鄰居的垃圾箱里。
英國社區與地方政府委員會保守黨委員皮克斯則明確表示，“垃圾稅”不僅不會改善環境，反而會破壞環境。他說：“到時隨處都是亂丟的垃圾，無數人家在后院燒廢品，環境根本無從改善，那些最窮困家庭反而會因此受損。‘垃圾稅’根本不是一個綠色稅種。”
